一般而言，国家兴亡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关心的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历史上看，凡大国、强国都要重复探究国家兴亡的原因，尤其是昌国之君及其大臣们。古代中国的“圣君贤相”、“济世之才”也是这样，他们为我们留给了许多知名的阐述。汉贾谊写出的《过秦论》至今仍脍炙人口，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说道，也仍然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

古今的政治家和学者关心国家兴亡，是因为这个问题过于困惑又过于迷人了。最少见的现象是，一些庞然大物旋即后就消失了，而一些低贱无名的弱小民族却以求强劲一起并建构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人类历史上似乎的、谁也未曾想起它有任何前途的民族显得显赫一时的情况比比皆是：攀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不是可观的埃及帝国，而是先前默默无闻的爱奥尼亚半岛上的居民。吞并建构了巅峰文化的希腊城邦的罗马人，原本是受推崇的蛮族；19世纪支配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一脉相承于领先与恐慌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当时它们甚至无力抵挡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海盗的入侵。而在西欧境内，领导西方变革潮流的又是那些地处边远而过去十分领先的国家：17世纪欧洲发展的中心在荷兰北部诸省，该地向来贫困落后，而且长年不受西班牙的统治者；18世纪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最初在英国蓬勃发展而不是再次发生在当时最奢华的法兰西。

19世纪里，原本是德国人殖民地的普鲁士最后出了这个民族的核心力量；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长年正处于深渊之中的德国与很远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国代替了超过帝国兴盛顶点的英国。自吉本写《罗马帝国衰败史》以来，西方人就大大地展开这方面的探究。大英帝国的衰败是20世纪学术界谈论一触即发的一个话题，史学界、经济学界尤其热衷这个问题的辩论。

印度和中国近代以来遭到奴役的原因也是国际学术界的最重要论题。美国于是以处在自己的顶峰，它怎么有可能对那些世界上生气勃勃的力量视而不见呢！当然，关心国家兴亡虽然是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却不是时时刻刻都有人这样关心；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期，都有自己最关心的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兴亡只在某些时期才不会尤其获得人们的注目，尤其是当许多普通百姓也来关心这种问题的时候，解释它显然对这个国家具备了某种类似的意义。当前美国人关心国家兴亡，是美国于是以面对事关国家前途的根本性问题的体现。

世界大战完结后，美国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也超过了它的顶峰，今后能维持这种地位吗？欧洲正在南北牵头，东亚生气勃勃，尤其是可观的中国正在兴起，即使是瓦解旋即的苏联的核心俄罗斯也于是以绽放出有新的生机。美国有能力面临这些挑战吗？正是这些原因使美国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上四处找寻假想的敌人，四处迎击，四处树敌——它总是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在学术界，则有不少学者在探究国家兴亡的原因；在民间，则有愈来愈多的普通百姓对这类探究感兴趣。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度与它平起平坐的苏联瓦解了，新的能与它抗衡的力量仍未茁壮一起。它或许深感有些寂寞，因为它拥有过于多的权利，它有可能也深感自己于是以分担着过于多的“责任”。美国有人这样谈到了当前美国的两难处境：“美国正在希望创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方面是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美国几乎支配所有其他国家，但是危机经常出现时，它不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另一方面是多边世界体系，美国退出一定控制权，但是能获得更加多协助。

在这两者之间应当如何权衡？”可以说道，美国人关心国家兴亡，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于是以处在国家兴亡的十字路口上，处在如何确保世界上这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十字路口上。这样一种背景要求了美国人探究国家兴亡问题的特点：以人类整个历史为基础，通过普遍的较为来展开探究；背景尤其壮阔，所探究的也不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命运，而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民族，尤其是大民族或大国的命运。这是一个并未衰的超级大国对国家兴亡的探究，不所含那种亡国之民的伤感之音，而是具有世界发展领头人的那种热情和傲气。

这样一种探究往往以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或最近500年来的历史为大背景，由此造成了世界史文学创作的新变化，使它更加切合群众注目的焦点问题，更有更好的读者。当然，这也造成了更好的人的担忧和担忧。

这些特点也要求了这种探究有其非常深刻印象之处。在我们显然，他们关于国家兴亡的原因的解释有多方面的灵感意义，但他们用来确保自己超级大国地位的措施却并不怎么高明。他们说明国家兴亡的原因总结一起就是：大国衰败是因为保持帝国地位力不从心和内部体制的脱节。

历史上大国的衰败一般都是这些原因综合起到的结果。战线过长，四处迎击，远超过自己的能力来确保地区或世界霸权的地位，显然是古往今来许多帝国衰败的最重要原因，而且是许多帝国很快衰败的原因。

内部体制的脱节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虽然其发展的过程比较较慢一些，但于是以由于这是一种积累的结果，所以一旦构成之后不可救药，较难改革。由此明确提出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是：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不会沦为该社会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都必定不会产生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舍此会有社会的变革，或者说，某世纪末的社会变革总是与某一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团融合在一起的。

那么，为了维持长盛不衰，该如何对待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关键是无法让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享有过多的权力，这样，当这个集团慢慢丧失进步性，与更加先进设备的生产互为联系的利益集团正在构成中时，后者可以较更容易超越前者的独占，从而推展社会更进一步向前发展。从历史上看，只有较为对外开放的社会才能做这一点。如何看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应当看见，美国人的担忧就是指世界历史上的事实抵达的，近500多年来，一个新的大国的兴起，总是预示着与原先的霸主的白热化冲突。当然也有值得注意——美国代替英国，这是因为英国在战争中被巩固了，不是由于美国与英国对付。

美国不能容忍世界上经常出现与它平起平坐的力量，而中国正在很快发展，这就是事情的关键。这也说明了许多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的兴起深感惴惴不安。以明确提出文明冲突论而知名的亨廷顿在20世纪末就谈及了这个问题。他甚至指出，“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商它们各自的利益及防止紧张状态和对付升级为更加白热化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付将不可避免地不存在”。

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还预想对美国包含挑战，当然，从将来来看，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都应当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和发展，这不仅是对两国人民，也是对世界人民的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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